由先祖西哈西浩(Sihasihao)創建的知本社(Katatipul，今知本部落)，居住於旮者旮讓(Kazekalran，屯落社，意指「真正的部落」)時期，在荷蘭據臺、17世紀中葉前是臺灣東部最強大的部落，有著廣大領域及收貢權力，稱霸領域南至琅嶠(恆春)、北抵新開園(池上)，征戰的區域最遠到達奇萊(花蓮)北方。
知本人維持數百年來的霸業，約於1633年遭彪馬(Puyuma今南王部落)撼動。不堪長期以來按時繳納貢品的壓力，彪馬社於1633年表態拒繳，並設局殲滅前來追討的知本人。自此，一向享有高度威望與影響力的知本社遭受重創，對外，霸業遭受空前挑戰，共主地位岌岌可危，內部氏族間也由於貢品追討事件受辱而出現前所未有的紛爭。
隸屬草創部落元老之一瑪法琉(Mavariu)氏族的La-garuligul家族，在貢品追討事件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，不忍看到氏族間紛擾不斷，也不願留在旮者旮讓觸景傷情，因而決定離開，希望出走能平息一切的責難，更希望藉此保有最後的尊嚴，到一個全新的地方紮根，一切重新來過。
根據日本人類學家移川子之藏的記錄及知本社已故族人汪美妺Varikay留下的口述，南下為氏族未來尋找出路的La-garuligul家族共有3對夫妻，分別為：Karimalao、Padagol、Tartar及他們的妻子們Ranao、Munuman和Topizing。
Karimalao一行人沿著海岸南行，知本溪以南的部落社群，過去都向知本社臣服納貢，唯隨著彪馬社崛起，知本社勢力嚴重限縮，沿線部落不但不再忌憚知本社，且趁此機會盤點勢力、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，其中，以鴿仔籠社(Qutsurin，今加津林部落)的武力最為堅強，為了阻止知本人南下重組勢力，彪馬社特別通知鴿仔籠社予以嚇阻。因此，Karimalao一行人在平安越過太麻里社(Tamaly)、察臘密社(Caravi，今多良部落)等知本社以往南下收租、征戰、狩獵必經之地後，路過鴿仔籠社時遭遇強大的武力襲擊。
在一陣刀劍相向的混亂場面後，知本人砍下一位鴿仔籠人的人頭，致使鴿仔籠社的仇敵情緒幾近沸騰，雙方對峙的緊張氣氛達到最巔峰。成群結隊的鴿仔籠男子聚集在臨海崖壁上，以制高點的絕對優勢將知本人逼到濱海曠野，準備展開圍剿。眼見鴿仔籠人毫不留情的追殺，Karimalao被逼到無路可退，面臨生死交關之際，同行婦女以巫師身份搖鈴祝禱迎請土地神靈護佑，拿出檳榔、陶珠念起咒語施展巫術，原本一波波不斷往前傾撲的海浪瞬間向後倒退，退到一行人得以登上海中之礁岩後，海水才再度恢復聚攏，藉著隱身礁石背面的方式躲避鴿仔籠人箭如雨下的獵殺行動。
巫師接著以咒語召喚風雨雷電等自然神靈，形成強烈的暴風雨驅趕崖壁上駐守的鴿仔籠人，鴿仔籠人為躲避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暴風雨不得不撤回部落。據《祖靈的腳步》記載，鴿仔籠人臨走前撂下狠話：「風雨停後必定報復！」知本人回話：「你們這些忘恩負義的傢伙，若不是我們先祖恩典，把你們安置在這裡，你們仍在大武山上，根本無法在此日出之地定居。」
隨著鴿仔籠人遠離，一行人趁機上岸離開這險惡之地，於大鳥萬社(Pacaval，今笆札筏部落，或稱大鳥部落)附近的平原稍作歇息時，同行身懷六甲的孕婦有意留下，然考量與鴿仔籠社的交惡關係在短期內難以彌補，且該地平原狹窄，未來人口繁衍勢必不敷使用，因而決定繼續往南走。
不堪征戰的震撼與持續趕路的疲累，行經Sikya (今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與南興村間的山丘)時，那位懷孕的婦女在此分娩，然就在臍帶還來不及剪斷之際，鴿仔籠大隊人馬再度追趕而來，產婦在匆忙下只好將嬰兒夾在自己腋下再度逃命。
眼見知本男子再如何驍勇善戰也難以扭轉寡不敵眾的劣勢局面，為徹底擺脫鴿仔籠人如影隨行的追殺，巫師再度施法，在推送巫術的加持下，Karimalao等人在超乎想像的瞬間遠離鴿仔籠社的勢力範圍，跑到恆春的滿州地區。
究竟知本人從哪條路徑、經過哪些地方來到琅嶠(恆春半島)？日本人類學家馬淵東一1930年訪問豬朥束社人潘阿隆與滿州社人潘加必留下的祖先遷徙口碑：「從知本社來時，沿著東海岸南下，經由港口Pakoro而來到Kaliutsin(豬朥束社附近)。」
由移川子之藏、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於1935年合著，楊南郡於2011年譯註的《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記載：「從知本社分派出來者，有La-garuligul和Mavariu兩家，沿著海岸而到大武(Pangrui)來，然後西轉而橫越中央山脈，經由Rarukruk(也就是Rikiriki，漢人稱為力里）社附近沿西海岸，然後南下到Tsisuriki(枋山），住了4、5年之後，再轉往Coaqatsilai社(頂加芝來)，又住了10年左右，最後才來到Soavari社(射麻裡，今滿州永靖)居住。住在射麻裡期間，屬於姊姊系統的Mavariu家，和屬於弟弟系統的La-garuligul家分開了，前者留在射麻裡，後者轉往Cilasoaq社(豬朥束)南側的Kaliutsin地方居住。」
移川子之藏訪問豬朥束社的潘阿別留下的口碑是：「太古時，Kina-voaqan(舊巴塱衛支廳管轄地，今稱松仔腳，即Panapanayan巴納巴納央)之石頭破裂而生姐弟二人，…其後，姐姐系統留居知本，弟弟系統遷移到豬朥束。移居的旅程，躲在虷仔崙Kanadun一小段時間，其後沿海岸而南下，遭到Qutsurin(鴿仔籠)社之阻礙，一伙人逃到該社海岸近處的海中岩石，用咒術逃過敵人的矢箭，躲到Sarayasai(獅仔獅，大鳥萬溪上游左岸台地)附近，並在大鳥社Pacavali之地搭草寮暫住。後來，經巴塱衛Kalongec、牡丹灣等地輾轉遷移，再從港仔Carulit到南仁坑Rutsartaratai、Pigil(埤日)、Cokuikan(出風鼻)、…(中間所經之地不明），才抵達西部枋山的南方，也就是楓港溪出海口一帶，然後再沿西海岸南下，來到貓仔坑。」
日治時期的臺灣地名研究專家安倍明義，在〈彪馬往何處去？—謎樣的斯卡羅族顯影〉文中提供二個不同的版本：「射麻裡社的祖先從東海岸橫越中央山脈到西部內獅頭社，向西海岸下降後，沿著海岸線南遷，折東到射麻裡現址。豬朥束社的祖先則從知本社南下，完全沿著東南海岸前行，到豬朥束社現址。」
此外，安倍明義蒐集到的知本社人口碑：「他們來到Toabudas(楊南郡譯注：似乎是指牡丹灣)時，把所帶來的道具放下來，占卜土地是不是肥沃，答案為否定的，於是他們再往南方前行，進入Parilarilao(楊南郡譯注：恆春地方)，再次占卜的結果是吉祥，他們就近建立部落。」
從上述歷史佐證得以看見知本人南下遷徙的路線各異，但大致上主要分為兩路，其一是沿著東海岸一路南下至恆春地區，其二是南下到大武附近後，越過中央山脈經力里到枋山或楓港一帶，居住一段時間後再南下到恆春地方。
「恆春」為清國政府於1875年建城的名稱，在此之前，北起率芒溪、南至鵝鑾鼻的半島地區普遍稱為「琅嶠(Longkiauw)」，也稱為「巴里拉裏勞(Parilarilao)」，為排灣族Parilarilao群世居之地。儘管知本社在勢力巔峰之際的收租範圍曾遠至琅嶠，然尋求落戶定居時仍遭遇不少阻礙，為求生存，唯有奮力一戰，拼搏生息繁衍的天地。
《祖靈的腳步》記載：「當地的排灣族人對知本人百般刁難，首先放出一群會吃人的山豬來攻擊知本人，知本人便用火對付那些山豬群；接著又放出一批來勢凶猛的野狗，知本人便把嬰孩的頭髮剪下滲入糯米糕內，然後丟擲給那群猛犬。狗群被算計，每隻都停在原地忙著咀嚼，知本人便上前一一宰殺，最後留下一隻小狗還給排灣人，此舉表明了這些玩意兒不過是雕蟲小技，不足為懼。幾次為難始終被化解，當地人開始對知本人有了畏懼，因此就派人與知本人和解，條件是若能為他們解決一件難題，必奉知本人為主人：靠海邊的沼澤地有隻特大號蟒蛇，若能將牠除掉，表示知本人有資格作為這地帶的權力支配者。」知本人善用智慧除掉大蟒蛇，經過數日發出惡臭，當地排灣人因而將該地命名為Vangcul(今屏東縣滿州鄉)，意即「很臭」。」
口述指出，儘管知本人除掉大蟒蛇，然當地人無意履行當初的承諾，因此，知本人施行巫術呼天降旱，除了知本人居住的地區依舊風調雨順外，其他的排灣族區域全陷入連年乾旱。歷時三年的大旱讓排灣族人再也消受不了，不得不和知本人講和。此時知本人開出條件：「將來你們在田裡收穫的十分之一，作為貢品獻給我們；獵到的動物大腿、腦髓、肝臟、心臟及肋骨應作為貢品獻給我們；山上的物產，我們有優先取得的權利；任何部落的會議，你們該邀請我們參加聽判。」以上種種條件均被接受。之後，這些知本人開始與排灣族往來，一旦有會議，知本人均被抬上轎受邀與會，故排灣族把知本人取名為：Seqalu(斯卡羅)，有「被抬者」之意，因為在各部落討論事情時，都會用轎子把知本人抬來聽取他們的意見。
日本昭和時代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研究室進行族群系統所屬調查與研究，認為住在琅嶠地方的卑南族人，由於長期和排灣族及其他各族群通婚，語言和習俗明顯排灣化，因而稱他們是「被排灣族化的卑南族人」，歸納於排灣族內，並依據在地人對他們的稱呼命名為斯卡羅(Seqalu)。此外，依據地理分佈將斯卡羅分為三群，太麻里、金崙、大鳥等地稱為東海岸群，以牡丹社及高士佛社為主的稱為巴利澤利澤奧群，在滿州及恆春半島一帶形成的稱為斯卡羅卡羅群。
在歷來的南遷傳說中，知本人得以戰勝在地的排灣族人的關鍵在於他們擁有強大的巫術，其中，察臘密社的口碑指出：「知本社人到達恆春定居時，當地人看到他們的房屋及炊煙，當地人想要把他們殺掉，但是接近居處時，卻看不見他們的房屋及炊煙，回去以後又看見了，原來他們會隱身術。」巫術高強的知本人以咒語搖山撼地、呼風喚雨、隔山致人於死…，致使在地族群敬畏臣服，進而成為琅嶠地方最有權勢的統治者。由此，斯卡羅人，從東方來的人！坐著轎子的人！在琅嶠地區長達數百年的霸業，就此展開！
知本人南遷建立霸業，最早出現在荷蘭文獻記載中。1644年8月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將大員(今臺南)以南到琅嶠地區設立「南部地方議會」，Tartar被尊為「琅嶠君主」，於1645~1650年參與南路地方會議。
而在知本人成為半島新共主後，包括牡丹社、獅頭社等社群都向其納貢，佐山融吉主編的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中載有牡丹社群的傳說：「本社頭目隸屬於斯卡羅族豬朥束社大頭目的緣由，是牡丹社群的土地種的農作物歉收，也獵不到獵物，頭目到豬朥束社去，請大頭目替牡丹社群施法禱祝，果然從此以後，每年作物及獵物都能豐收。也因此，本社群隸屬於斯卡羅族大頭目，接受他們的庇護，為了回報恩情，每五年都要遵行朝貢之禮。」
內獅頭社也有向斯卡羅族納貢、繳租的傳統，根據記載，楓港溪左岸的巴士墨克社、家新路社、牡丹路社…，原本想對抗這些外來者，卻得到神諭說：「他們並不是你們能夠對抗的！」最後也只能接受，按時向斯卡羅人納貢。
知本人入主琅嶠地區，不只吸引了知本社族人的追隨，長年遭到卑南社壓制的阿美族人也跟著遠走他鄉。原居西海岸屏東地方的馬卡道人，為擺脫漢族壓迫，於清國道光年間集體南遷，之後又有福佬人和客家人陸續遷徙至半島。而這些族群都必須向斯卡羅頭目朝貢、納租及服勞役，方能取得土地作為安身立命之所。
一波波的移民潮改變了琅嶠地區的社會結構，原本勢單力薄的斯卡羅人，落地生根後人丁日益繁盛，因而開始分家擴張版圖，分別由四大股頭執掌半島地區，由此形成共主酋邦型態的主權實體，自此，「琅嶠十八社」成為臺灣原住民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一角。
半島上的部落與住民被稱為「琅嶠十八番社」，最早出現在1722年清國黃叔璥所撰《臺海使槎錄》，〈南路鳳山琅嶠十八社三〉指出十八社為：「謝必益、豬嘮鋉(一名地藍松)、小麻里(一名貓籠逸，一名貓蘭)、施那格、貓裏踏、寶刀、牡丹、蒙率、拔蟯、龍鸞、貓仔、上懷、下懷、龜仔律、竹、猴洞、大龜文(或云傀儡)、柯律。」
李仙得《臺灣紀行》記載1867年手稿：「番人的部落總共有18個，戰士總數為955人，女人與孩童有1300人，其組成一個邦聯，在豬朥束部落的卓杞篤領導之下。」
1871年，不著撰人的《臺灣府輿圖纂要》記載：「舊有社十八，今存十四。社分四股，界以水道，皆有頭人。(頭股頭人)曰篤己篤，管豬勒索社、牡丹社、佳諸來(社)、蚊卒社、龜仔律社、高士佛社。二股頭人曰龍齕，管猴洞社、刺林格社、拔蟯社、謝不溢社、小麻利社。三股頭人曰甲丁，管麻仔社、快仔社。四股頭人曰郎仔郎，管龍涎一社。」
1875年恆春設縣後，《恆春縣志》將原本籠統的「琅嶠十八番社」，以地域與族群作區別，以楓港溪為界，分為「琅嶠上十八番社」與「琅嶠下十八番社」。不同時代的志書所記錄的番社範圍及數目差異頗大，主要是因為統治者對這些化外部落的認知有限所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清治末期及日治初期，猪朥束(豬嘮鋉)社頭目的權勢至高無上，被尊為「琅嶠十八番社總頭目」，然文獻顯示，更早以前射麻里(小麻利)社頭目的權力也不小。《臺海使槎錄》記載：「琅嶠各社，俱受小麻利番長約束；代種薯芋、生薑為應差。小麻利，即琅嶠一帶主番也。番長及番頭目，男女以長承襲。」射麻里社掌權時間不長，一番勢力消長後，豬朥束社取得大股頭之地位。
據日治時期臺灣慣習研究會編的《臺灣慣習記事》所載，統領半島的斯卡羅四大家系，主要的社地及管轄範圍如下：
大股頭：Garuligul家系，清、日時代所稱的大股頭目(大頭目)，本社位於今滿州鄉里德村的豬朥束社(Cilasoaq)，下轄的排灣族部落包括牡丹社、牡丹中社、女奶社、高士佛社、加芝來社、蚊蟀山頂社、龜仔甪社；所轄的阿美族部落有巴龜甪社；另外還包括車城、保力、統埔、四重溪、驫古公、蚊蟀、嚮林、九棚、港仔等漢人聚落。
二股頭：Mavaliw家系，本社位於今滿州鄉永靖村的射麻里社(Soavari/Tjuavalji/ Cjuavalji)，統轄的排灣族部落包括巴士墨社、家新路社、牡丹路社、草埔後社，及部份的四林格社、八瑤社、快仔社，另有阿美族老佛社及少數漢人聚落。
三股頭：Caligul家系，本社位於今恆春鎮仁壽里的貓仔社(Savaruk)，統轄的排灣族部落包括竹社及部份的八瑤社、四林格社。
四股頭：Ruvaniyaw家系，本社位於今恆春鎮南灣里的龍鑾社(Shurindan)，管轄範圍只限於本社及附近漢人聚落而已。
十八社的統治權長期以來都在大股頭手上，除了大股頭之外，還有二股頭、三股頭、四股頭。《臺灣慣習記事．第四卷》指出：「所謂二股頭人、三股頭人乃是依自己所管轄的番社多少而稱；大股頭人係管轄所有頭人者，豬朥束社潘文杰為總通事，兼下番社之大股頭人。」
日治時期鳥居龍藏描述琅嶠十八番社：「下蕃社的總頭目潘文杰住在山下。蚊蟀、龜仔甪等社位於山下，族人早就與漢人接觸而幾乎被漢化。…牡丹社(Shimbaojan社)可以說是山上蕃社的代表，族人使用固有的排灣語，通曉漢語者極少。男子的頭髮呈散髮狀態，只是外出的時候，臨時做辮髮打扮，利用草花裝飾頭髮，耳朵上掛著大耳環，腰間維繫著一塊紺色方布，遠行時才著半體衣。女子把頭髮分梳，束起來盤繞於頭上，著舊式的漢服。住屋是土埆厝，用茅草修葺屋頂，節比鱗次建於山坡上。日常食用芋頭和蕃薯。除非是上層的頭目階級，一般平民吃不到小米或白米。」
「琅嶠十八社」充分呈現原住民社會文化與制度的豐富性，儘管斯卡羅大頭目位居共主地位，然實際上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，十八社的運行機制結合自治與共治特點，儼然是個分權分層負責、但又相互配合聯結的部落聯盟或酋邦組織。而自成一格的獨立社群，在19世紀時因船難引發羅發號事件、牡丹社事件，被捲入不可自拔的政治漩渦中。儘管琅嶠十八社頭目藉由不斷和西方人、日本人、漢人打交道，以政治外交力量強化地位與權勢，然終究不敵強勢政權的入侵，總頭目淪為國際角力的一顆棋，一步步喪失統領主權。
半島海域向為往來頻繁的國際航道，無論是臺灣海峽或巴士海峽與太平洋交界地帶，常因颱風、暴風雨等因素而發生船難，海難人員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層出不窮。1867年3月，美國商船羅發號發生船難，船員登陸後遭龜仔甪社人殺害。對此，清國以該地為未收入版圖的生番地，且為兵力所不及為由，消極處理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(Charles W. Le Gendre，又譯李讓禮)遂直接與琅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(Tokitok或Tauketok，或譯篤己篤、督其督)交涉。李仙得與卓杞篤以國與國的姿態簽訂「親善盟約」(或稱南岬之盟)，至此，羅發號事件告一段落，由此更落實了琅嶠非清國之地的說法，而李仙得眼中的琅嶠下十八番社儼然就是主權獨立的「十八聯邦」。
羅發號事件後，琅嶠並沒有因而平靜。1871年，宮古島船隻遇暴風雨漂流至八瑤灣，由於語言及文化差異引發誤會，54名琉球人遭殺害。日本向清國索賠無效，於1874年出兵琅嶠，分三路圍攻牡丹社、女乃社與高士佛社，史稱「牡丹社事件」。一連串的涉外事件接踵而來，槍炮炸開了族人的門戶，琅嶠十八社無可避免地被捲入國際舞台與世界歷史的洪流中。而在這場國際角力的殺戮戰場上，十八社總頭目扮演怎樣的角色？
《看見十九世紀台灣: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》中泰勒所著〈福爾摩沙的原住民〉記載：「卓杞篤有拿破崙式的野心，想當類似全福爾摩沙之王。他跟不同部族協議，試圖組成一個聯盟。…他死後聯盟瓦解，形成數個較小的社。其中，牡丹社為最狂暴的部族，蔑視所有的法律。」《風港營所雜記》指出：「高士佛社與牡丹社奉豬朥束社大頭目卓杞篤為共主，但各社每年僅一兩次獻上鹿、豬肉等物，平日並不來往。」
《南台灣踏查手記》中指出，卓杞篤曾反對將琉球人處死，但還來不及阻止，悲劇就已發生。就李仙得的觀察，卓杞篤要控制那麼多部落是非常困難的，也因此，卓杞篤一度在酒後情緒激動的說：「我為我自己及豬朥束社的人負責，但對其他人我經常無能為力。」由此顯示，十八社關係隨著勢力消長出現微妙變化，總頭目之於牡丹社已無太大的實質影響力。
牡丹社事件發生時，卓杞篤已過世，朱雷(Zujui)繼位，唯嚴重酗酒未能建立威信，實際上由Bunkiet(潘文杰)掌權。此時的潘文杰不過是位年僅20歲的年輕人，儘管長年跟隨卓杞篤身邊，然面對前所未有的險惡局勢，不若卓杞篤的霸氣與篤定，抱持相對保守的態度。
日軍於1874年5月10日登陸後，積極攏絡十八社頭人，據羅大椿撰《臺灣倭兵紀事》：「(三月)二十五日(陽曆五月十一日)，福島九成同日本官三員入內山，賞豬朥束社頭人小卓杞篤(系番社頭人卓杞篤之子)等社，各給銃二枝，刀一把，紅綾花手巾等物。」
《處蕃提要》有關抵琅嶠港當地實況(五月十六日)記載：「各地頭目爭相邀請日軍參謀福島九成到家作客，招待甚為厚重，且贈送自有之家畜、糖果等。…與豬朥束社頭人文杰(卓杞篤之子，卓杞篤已於去年死亡)商定臨時條約，同意逐次對牡丹社下手之計畫，事情進展實在超乎想像。」
由此顯示，日軍藉由拉攏其餘十六社來孤立高士佛社與牡丹社，隨著英勇善戰的牡丹社頭目死於石門戰役中，原本採取觀望態度的部落紛紛轉而靠向日本，潘文杰則在日軍掃平牡丹社後介入調停。《風港營所雜記》指出：「豬朥束社大股頭人去說降牡丹等社，牡丹等社亦拜託豬朥束社大股頭人以及保力庄頭人為中間人，來保力庄歸降。牡丹、女乃、高士佛社於9月4日歸降。」
「牡丹社事件」牽動數國的命運，對日本而言，是明治維新以來侵略戰爭的開端；對清國來說，是轉而積極統治臺灣的關鍵。之於牡丹社，是場保衛家園的戰役，卻也從此改變琅嶠十八社的命運。
「督其督，鎮山王。十八社，歸一統。豬嶗束，霧茫茫。清朝時，漢墾戶，來往往︰王成古，唐山公。娶番某，入洞房。招客族，來開荒。社麻里，掘草莽。蚊蟀埔，開天堂。」一曲滿州民謠道盡千古事，沒有說出的殘酷真相是：牡丹社事件後，清國積極掌控琅嶠，透過各種手段瓦解十八社勢力，自此，原住民主權遭到掠奪，不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，更在頻繁更迭的殖民壓迫中苟延殘喘…。
歷經腥風血雨的牡丹社事件後，清國意識到將琅嶠收納版圖並積極管理的重要性，遂於1875年興建縣城，以「恆」邑四時皆「春」之意，命名「恆春」。在地理疆界上，率芒溪以南屬於恆春縣，率芒溪以北屬於鳳山縣。此外，實施「開山撫蕃」政策，開鑿北、中、南三條官道通往臺灣東部，並解除海禁與入山之禁，尤其鼓勵漢人前往後山開墾，最終目的在於將殖民勢力推進到東臺灣。臺灣東部原本不在清國的管轄範圍內，舉凡皇輿全覽圖、乾隆內輔輿圖，後山均是空白一片，為宣示主權，清國在卑南派任南路理番同知、設立卑南廳，卑南廳北起東澳溪與宜蘭縣交界、南至八瑤灣與恆春縣交界。
清國在開山撫番與軍事防務的政策下積極開鑿山路，斯卡羅、阿美族、平埔族等各族群，一貫從卑南沿著東海岸遷徙到琅嶠的無名路徑，成為開山撫番的南路路線之一，命名為「恆春-卑南道」。從此之後，這條古道不再只是族群流動的通道，更兼具軍事道路及郵遞道路的功能。除設置軍營加強邊防，亦實行招墾。《臺灣地名辭書卷四：屏東縣》指出：「旭海溪畔至河口入海處擁有稍稱寬廣的沖積平原，1879年間官方招撫政策施行時，牡丹灣有郭洋長、郭占魁等20名客籍移民在此開墾，但往來不定，移墾未成功而返回者不少。」
由於率眾參與築造恆春城有功，繼任琅嶠十八社總頭目的Bunkiet被清國賜姓「潘」、漢名「文杰」。1890~1892年下番社與上番社發生動亂，潘文杰出面招撫各社，說服各社頭目與清國建立和約，獲清國敘勳授予五品官位。
原本獨立為王卻成了清國統轄下的部族，身為十八社傳統領袖，卻獲侵略國授予官位，無比諷刺也滿是無奈。尤其1888年清國在土地稅制方面實施「減四留六」法，嚴重剝奪總頭目的收租權。小租戶原先應給大租戶的田租中，繳60%給大租戶，40%改繳給清國政府；失去的40%不只是租稅，更是昔日至高無上的總頭目權威。
接二連三的涉外事件，給了負責調停的十八社總頭目極高的名聲與更大的權勢，然因政治攀上的權勢顛峰，也因政治急遽式微。隨著總頭目遭到架空，斯卡羅人數百年來的霸業隨著權力更迭搖搖欲墜，固有的政治制度、社會組織、主從關係及傳統律法…，在外來政權下面臨嚴重考驗，十八社瀕臨瓦解。
1895年，臺灣進入日治時期，由於對原住民部落的掌握還不夠深入，且為防止原住民與漢民結盟反日，因此，治臺初期臺灣總督府對於部落普遍採取消極的綏撫政策，透過攏絡當地社會領導階層的方式進行控制。
1895年11月，總督府於恆春設立臺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，委任潘文杰為「事務囑託」，以十八社總頭目和囑託的雙重身份，排解各社之間的糾紛，並調解各部落歸附日本。
1896年，總督府派兵掃蕩滯留於卑南地區的清兵，隨同恆春出張所所長前往卑南的潘文杰，勸說卑南大社及馬蘭大社聯合出兵，於雷公火(今池上電光里)擊潰清軍殘餘部隊，史稱「雷公火之役」。
為普及日語、加速同化，臺灣總督府於1896年公佈「國語傳習所規定」，在全臺設置14所國語傳習所。潘文杰積極鼓勵子弟接受新式教育，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於9月成立，成為臺灣原住民地區的第一個國語傳習所。《風港營所雜記》記載：「潘文杰有十二子，最疼愛么兒樓特亞，豬朥束分教場設立後，便率先讓樓特亞入學，以致其習得流暢日語。」
據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．恆春國語傳習所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中事務報告》記載：「本傳習所委託大股頭人潘文杰募集學生。到開場典禮之前向潘申請的學生有27人。」兩年後，分教場改制為獨立的豬朥束國語傳習所，1905年改制更名為蚊蟀蕃人公學校，為臺灣第一所蕃人公學校。
1897年，為獎勵潘文杰對地方和諧與政務推廣上的協助，日本總督府頒贈勳六等瑞寶章並由天皇賜與禮品。1901年，日本總督府調整行政體系，由上至下依序為「總督府、廰、支廰、區、街莊」，臺灣人職位最高可擔任廳的參事，該年潘文杰即被委任為「恆春廳參事」。
表面上看來潘文杰倍受日方禮遇，然這只是政局未穩時所採取的權宜之計，勳章、官位是糖衣，當利用價值不再，包裹在裡頭的毒藥旋即浮現。不久，臺灣總督府頒布兩項政策-「劃入普通行政區域」及「取消番大租」，徹底翻轉琅嶠十八社的命運。
總督府將臺灣原住民分為熟蕃、化蕃與生蕃，三者的劃分依照對日本政府的順服程度而定；熟蕃服從、生蕃嚴抗，兩者處於光譜兩端，而在光譜中間的則是化蕃，有幾分服從但又未完全臣服。1904年，臺灣總督府的警察本署以「已襲衣辮髮操台語，且有精通漢語而忘記原語者，乍看猶如漢人，又甚聰明誠實，遵守政府命令，勤勉養畜養禽耕作及採收薪材…」等由，將原本劃分為「化蕃」的恆春廳下蕃社，從「蕃地特別行政區域」改為「普通行政區域」。無論斯卡羅族、排灣族、阿美族，一律改稱「熟蕃」，視同已開化的平地人，受普通行政法治理。
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眼中的琅嶠十八社，由於早與漢人接觸而被漢化，尤以大頭目所轄及鄰近部落最嚴重。《臺灣慣習記事．第三卷》記載：「恆春轄下的蚊蟀社、豬朥束社附近的三社，甚至蓄髮、著漢人裝，語言上除蕃語外，閩南話也相當流利，其耕作方法與漢人無甚差異。下十八蕃社大頭目潘文杰的住宅，豪華程度不遜於漢人的富豪人家。」十八社成為平地、族人變成熟蕃，臺灣總督府接著宣布取消「番大租」，並實施「民蕃同享業主權」措施，即土地耕作者改向官廳納稅。此舉將頭目階層固有的土地權與及收租權，徹底消滅！
「民蕃同享業主權」措施打破部落固有的共有土地制度，轉為個人私有土地制，原住民傳統社會秩序因著失去土地而瓦解。昔日叱吒風雲的總頭目，在失去土地的同時也失去了角色，權勢急速崩落，再也無能號令各社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「民蕃同享業主權」措施實施前，斯卡羅領地即因漢人大量湧入而遭受侵害。安倍明義在〈彪馬往何處去？─謎樣的斯卡羅族顯影〉指出：「斯卡羅族衰微的主因之一，是漢人侵占他們的土地，也就是『地權侵略』。更多的漢人湧入斯卡羅族地盤，與漢人接觸過程中，斯卡羅族被漢人用巧智鬥垮，屢次中了漢人的奸計，土地被漢人掠奪殆盡，才成了今日地權極端縮小的地步。」
土地權與尊榮的總頭目地位，在總督府一紙令下後轉眼成空，潘文杰如折翼的鵟鷹失去了整個天空，威震南臺灣的輝煌與榮耀彷彿還在昨日，如今僅存不堪。回首這一頁動盪，雙眼失明多年的總頭目承載了太多的情非得已，面對變局只能任憑命運，翌年，帶著無限的悲愴回到祖靈的懷抱，得年52歲。
潘文杰過世後，由第四個兒子潘阿別繼承豬朥束社頭人身份。儘管身為十八社總頭目接班人，然失去了實際權勢，也只能聽命行事。時任恆春郡巡查補一職的潘阿別，應上司要求，帶領族人前往牡丹灣(旭海)拓墾，藉以掌控恆春-卑南道安全，並牽制牡丹社與高士佛社勢力。縱然萬般不願，有名無實的頭目還是得遠離向為十八社政治核心的豬朥束社，舉家遷居邊陲的牡丹灣。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，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，牡丹灣，就是故事的新起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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