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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族 Tha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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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說與分佈 - 地理分佈 - 人口遷動 - 邵族

目前邵族最主要的兩個聚落德化社與大平林,人口數都不到300人,族人常 笑稱他們的人口總數比保育動物「黑面琵鷺」還少,言談中除了莞爾之外,不禁透露出些許的惆悵與感傷。「人口遷動」可從兩個層面來論述,一為史料中歷史的遷移,一為因通婚、外移、與瘧疾造成的人口消長情形,兩者最初都與漢人墾殖有著深遠的關係與影響。

(一)歷史遷移
根據歷史學家陳計堯先生的研究,日月潭地區約莫在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初左右,已將原住民的聚落定型,他推測日月潭的原住民有水裡社、頭社、社仔社、貓蘭社、審鹿社、木屐蘭社、福骨社等七社,這七個社雖不等同於傳統的水沙連或邵族,但十九世紀開始,他們便以一個「群體」的方式,以日月潭為內聚力,分散與聚合,並經過四次重要的遷徙。作者依史料的性質與發展脈絡來斷代,以1815年「郭百年事件」為起點,粗略把該地區的遷移分成四個時期:1815-1849年、1850-1874、1875-1895、1896-1934年,並確定每次遷移的路線。

1. 從郭百年事件到「草地主」的出現(1815-1849年)

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第一次大規模的遷移是以嘉慶二十年(1815)郭百年事件為背景,並揭開原住民集體遷移的序幕,直至道光二十九年(1849)第一份以「草地主」名義訂立的契約出現為止,這段時間關於漢人進入日月潭地區開墾的紀錄至少有六宗,路線似乎都是從今天的集集鎮進入的,而當時日月潭區域只有社仔社、水社、審鹿三社,開墾的地點依次由集集方向而入,至社仔社、水社、審鹿,後往北至埔里。道光九年(1829)姚瑩《東槎紀略》〈埔里社紀略〉,曾敘及嘉慶二十二年(1817)處理這個個案時云:
郭百年既得示照,遂擁眾入山,先於水沙連界外社仔墾番埔三百餘甲。由社仔侵入水堛嬰A墾四百餘甲。復侵入沈鹿,築土圍,墾五百餘甲。三社番弱,莫敢較。已乃偽為貴官,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堛嚏A囊土為城,黃旗大書開墾...。(姚瑩1829:34)約在道光十六年(1836)至十八年(1838)根據劉枝萬《南投縣沿革開發篇稿》的描述,說明墾殖方向由集集至統櫃、頭社、水社,再從水社至貓蘭、卜吉。 ......道光十六年,漳州人移住於統櫃庄。是年黃漢死,翌十七年由其子黃天 肥(或作天惠),承接水沙連六社化番總理缺額,以理番務,繼續撫墾。翌十八年俾使漳州人入墾於頭社,泉州人入墾於水社,而以水社為根據,墾至 剝骨(卜吉)、貓蘭等地,獲利頗鉅。(劉枝萬1958:159)而日月潭一帶的原住民受漢人墾殖的影響,各社遷移的路線並不相同,例如社仔社遷入頭社,貓蘭社遷入水裡社與珠仔嶼,而福骨社遷入內山與當地的原住民雜居,並在這次遷徙中一分為二,一部份遷往沙興里,另外一部份則遷往水裡社。這一段時期以道光二十九年(1849)為結束,當時以「草地主」或「頭目」的名義進行開墾制度已經建立。 

 

2. 漢人開墾的延續(1850-1874年)

道光二十九年(1849)至同治十三年(1874)間,日月潭原住民的集體遷移因漢人不斷移入而進行,不過,這時期漢人的移入較上一個階段為數來得少,只有三宗,但規模比之前更具組織。這一期的墾殖,大多見於「草地主」或「頭目」等名目所建立的契約文書中,例如黃天肥招募的小家庭式墾戶: 
咸豐五年,招致漳籍四戶十四人,移往崙龍及水社。次年幼招徠黃達理等六戶三十人,居住卜吉...。(同上,頁200) 
因此,此次漢人的墾殖,似乎也由集集而來,並進入頭社、水社、卜吉、木屐蘭...等。同一時期的古文書中,出現了許多原住民與漢人之間土地的契約買賣,不過大多仍屬於非法狀態,這時期原住民的遷移路線是從卜吉社到珠仔嶼,如前所述: 
 次年幼招徠黃達理等六戶三十人,居住卜吉,並使化番十八戶,遷居珠嶼及水社。 而咸豐八年(1853),出現了一個新興的聚落—石印,這個新聚落到1861年傳教士甘為霖(William Cambell)造訪日月潭時仍不起眼,一直要到1874年官方所繪製的「埔媃U圖」才出現它的蹤跡。這段時期遷移的規模比上一個時期小,受到瘟疫肆虐的影響,社仔社成了廢社,審鹿與貓蘭二社成了荒埔,餘下的聚落只剩頭社與水社等四社。 

 

3. 開山輔番之下的日月潭(1875-1895年) 

同治、光緒時期,清政府因牡丹事件而調整對台政策,由以往消極對漢人越 界侵墾及對原住民部落的控制,改採積極對山區與東部勢力的擴張,設法統禦原住民。政策的大轉變使得開墾成為合法,漢人在日月潭的開墾路線不必再沿著以往的路線由集集進入,而是因應開墾著自己的考量而定,這時期,日月潭的漢人無所不在,例如原先是原住民的聚落「剝骨社」,這時期已經成為漢人的聚落「卜吉」或「北窟」,日月潭地區半數以上的廟宇建築,珠仔山上的正心書院也是在當時所興建的。 
這一時期原住民的遷徙大多因漢人違背邵人的古老禁忌造成,例如原住民祖靈地lalu島(舊稱珠仔山)被建與書院...等造成風水大壞。因此光緒八年(1882)至日治時期,日月潭的原住民大多從珠仔山及水社遷往大茅埔、石印、竹湖一帶,的貓蘭與沈鹿一帶的住民同樣往北遷移,似乎有遠離日月潭地區的傾向。 

 

4. 返回日月潭(1896-1934年間) 

進入日治時代,日月潭地區經過了數十年漢人開發與墾殖,已經成為一個以 漢人為主的區域,漢人的莊園在日月潭已形成。而這一時期原住民的遷徙,並不是受到漢人影響,而是因日本殖民政府為建造水力發電廠之驅使下搬遷。其中水社、北旦、向山、卜吉...等漢人被迫遷往今彰化縣員林一帶,而原住民則從貓蘭、大茅埔、小茅埔、新興庄...等地遷回石印,頭社人則遷至大平林。石印一帶的居民亦有遷往日月潭東部的竹湖,但最後該支還是選擇回到石印。這種原本散居的狀態,最後使日月潭原住民又再次聚住在一起,是這個時期最突出顯明的特徵(陳計堯2001:82-127)。 

 

(二)人口消長

邵族部落是一個與漢人共處的聚落,近百年來漢人墾殖勢力的進入與通婚的影響之下,造成邵族人口日益退減,其中漢族人與邵族人之間不易辨識造成統計上的不易,數據上也會呈現人口退減的情形。根據林修澈先生於1997年9月戶籍資料改採電腦作業前的戶籍登記簿資料,水里鄉邵族人口數為四十人,魚池鄉邵族人口數為兩百二十三人,總人口數共兩百六十三人(林修澈 1999:14)。

過去邵族的人口數究竟有多少?為什麼當時統有水沙連領地的邵族人,人口數銳減的如此嚴重?地方文史工作者鄧相揚先生在《邵族史》中提到,與漢人及平埔人的接觸,是造成邵族人口數大量衰微最重要的主因;1955年吳建民在〈日月潭湖畔軼事〉一文中,提到邵族人口衰退及避難遷居的原因:
主要為光緒五年(1879)初夏,水社惡疫傳染,流行猖獗,前後連續二年, 死亡者200餘人,族人遂避難遷居中茅埔、新興、水尾、竹湖等村莊,以致
水社衰頹,其影響甚大。 清咸豐、同治、光緒年間是邵族人口數的衰退期,例如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閩浙總督劉韻珂到水沙連探勘,其撰寫的〈奏勘番地疏〉中,提及邵族化番四社,田頭社、水裡社、審鹿社、貓蘭社的大小男女有861人。日治二十九年(1897年)黃玉振的《化番六社志》記載邵族四個部落人口數衰減僅剩352人,一直到大正九年(1920年),邵族的人口數更衰減到282人,甚至到了戰後,1955年的記載,邵族人僅存245人左右(鄧相揚、許木柱2000:19-23)。


 
 

 

 


 
 
 









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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